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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价值分析与保护利用研究

更新时间:2012-07-03 10:56:06    内容来源: 萧山网   

    提   要:衙前农民运动史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农民运动的历史见证,包括东岳庙、农村小学校、沈定一故居与墓址、李成虎故居及墓、衙前老街等。本文通过对衙前农民运动史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分析,指出了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就保护利用提出了7项建议。
    关键词:衙前农民运动  价值分析  保护利用 
    作者方晨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有东岳庙、农村小学校、沈定一故居与墓址、李成虎故居与墓、成虎桥与坊、陈晋生墓、衙前老街、“精神不死”碑遗址、“沈定一先生被难处”纪念碑、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等,是一处革命史迹非常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1983年起浙江省文物局、萧山市财政、衙前镇人民政府先后投入150万元用于保护维修开发利用;先后修缮了东岳庙、李成虎墓、农村小学校、李成虎故居等,建设了凤凰山公园和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作为杭州市萧山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近26年中,已先后接待了几十万参观群众和学生。衙前农民运动史迹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参观人数日渐减少,设施设备日显陈旧,再加上相关部门不再重视,没有新的投入,没有新的包装与宣传,致使没有人气。为加强对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管理,在新时期发挥更好的作用,本文在对衙前农民运动史迹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后,指出其问题所在,提出了加强保护利用相应对策。
  
  一、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价值分析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沈定一(玄庐)认为“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1921年初,沈定一回到老家衙前,从教育入手,开展农民运动。他邀集革命知识分子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以沈定一的祖宅“光禄第”为基地,一面兴办农村小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他深入乡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探讨农民革命,先后赴衙前、瓜沥、坎山等许多乡村演讲,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的欺压,点燃农运火种;着手创办了衙前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等组织,酝酿农民运动。
    1921年9月27日,萧山衙前暴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东岳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选举了自己的领导人,发布了现代农民运动第一个《宣言》和《章程》。受衙前农民运动的影响,短短一、二个月,萧山、绍兴、上虞等县82村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农协会员达10余万人,衙前成了这场农民革命风暴的中心,并在东岳庙组成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宣言》声明:“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应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第一次说出了农民“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的心声,农民协会选出了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张瑞等人为农协委员,李成虎又被委员们选为议事员。1921年12月18日,绍兴军阀盛开第的部队包围了东岳庙,抓走了正在开会的农协领导人单夏兰、陈晋生和龙泉阅书报社负责人孙继民等人。12月27日,农协委员、议事员李成虎被捕入狱,后被害于县狱中,衙前农民运动失败。衙前农民运动从9月27日至12月27日,仅仅存在3个月,但它的影响已播及全中国,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带了个好头,并结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衙前农民运动的政治影响
    1.衙前农民运动史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的历史见证
衙前农民协会于 1921年 9月27日成立于东岳庙,并于当年12月被反动军阀镇压。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的组织,东岳庙是这次农民运动成立与失败的见证。衙前农民协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农民、反映农民正义要求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最早的农民革命斗争浪潮。衙前农民运动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全文刊登了农民协会的《宣言》和《章程》,并得到了陈独秀、邓中夏等领导人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这次农民运动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对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次运动显示了中国农民革命斗争伟大力量,否定了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怀疑和否定观点,为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走农民革命道路提供了实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2.沈定一故居“光禄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革命领导人开展衙前农民革命活动的策源地
    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和革命知识分子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先后以“光禄第”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点燃农民运动火种,组织农民与地主豪绅作斗争。衙前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张瑞等以东岳庙为集聚地,与地主阶级进行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农民运动的壮丽篇章。李成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最早的一位烈士。沈定一故居“光禄第”是衙前农民运动暴发的策源地。
    3. “衙前农村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教育改革最早尝试之地
    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校在“光禄第”正式开学,发表《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还在夜晚、农闲、雨天开办成人班。学校不设校长,以校务会议的形式进行管理,学校注重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学校与学生家庭的联系,在请革命知识分子教学的同时,购买《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大批革命报刊放在附设的“龙泉阅书报社”内,供教师、学生阅览。衙前农村小学校的开办,在当时如寒夜中的明灯,带给了沉睡的中国农村一线光明。上海《民国日报•觉语》副刊多次发表评论文章,希望“现在的中国有第二、第三--的农村小学校”出现。这是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促进农民运动的一次最早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光禄第”的一部分建立衙前农村小学校,传播革命的火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教育改革的最早的尝试之地。
  4.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群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革命文物的杰出代表
  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旧址建筑群至今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旧址——东岳庙、李成虎墓、农村小学校、成虎故居等,还有历史遗迹沈定一墓遗址、“沈定一遇难处”纪念碑、成虎坊遗址、“精神不死”碑遗址、陈晋生墓及浙东运河、衙前老街、古毕公桥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曾亲历了衙前农民运动革命的风云,曾目睹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农民与地主阶级反动派斗争的场面,曾耳闻了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农民革命慷慨激昂的讲演声,又承载了多少革命农民为反霸减租而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这一建筑群,是衙前农民运动的遗迹,是反动当局镇压农民运动的见证物,虽然经历了历史变迁的涤荡,有部分被毁坏,但是整体状貌依然,不失为我党早期农民革命文物的杰出代表。
    (二)衙前农民运动的经济影响
    1.呼吁农民自决
    沈定一鼓动农民起来斗争,首先是关心农民的疾苦,在水、旱、虫灾连绵,地主残酷剥削,劳苦大众不得温饱的情况下,喊出了农民久存心底的呼声。1921年8月的一天,他在航坞山北土地庙,面对二三十个村的农民,作了题为《农民自决》的演讲,他用农民围垦江涂,又把荒滩变成熟地却被地主抢占的事实,揭露地主所谓“用雪白的银子买来的田地,种一年田地该还一年租”的谎言。还有,当成虎、成蛟兄弟俩,因上年被安昌油坊老板赊购去的油菜籽一直拿不到钱,迫于生计,托沈定一帮助催讨时,他欣然拿出一笔钱给了他们,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的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这种解决农民生计问题事和道理,使李成虎很受启发。
    2.团结就能减租
    李成虎是衙前村的贫苦农民,从小讨过饭,受苦最深。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村民称他“成虎公公”。他以自己的感受,串村走户,向农民兄弟宣传。他说:“我们农民之所以苦,就苦在大家各顾自己,田主来逼租就没有办法;现在三先生(沈定一排行老三)指出了一条团结起来一致减租的路,我看是条出路。人多力量大,田主就没法,监狱里关不下我们这许多人。”
    3.“三折还租”的实践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之后,萧绍农民闻讯,组织农民协会可以少交租,无不欢欣鼓舞。许多村在拿到“红绿告示”(农协《宣言》和《章程》)后高兴地说:“这张纸头可是个宝贝,是减租的把柄,地主来收租,拿出来一照,减租是农会规定的,地主就没有二话可说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还发出了告示,作出了“三折还租”的决议(即按原租额的三折交租);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15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时原要佃农负担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提出种当年地,还当年租,看年成好坏还租。这些减租规定,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
    4.抗租的社会影响
    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29日)《论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在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逼迫下,“发生了不少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衙前农民运动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对动员和组织农民起来革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后人所仿效。
    (三)衙前农民运动的社会影响
    1.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
    衙前农民运动与组织的结合,反映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革命道理,不仅在当时建立起了农民自己的团体,而且还为后来的农民革命提供了一种斗争的方式。
    进行组织动员。1921年4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衙前,专门从事组织农民运动。他常常启发农民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一根麻杆容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大家要团结,人多力量大。”他还说:“我好比蟹墩,倷好比蟹脚,大家爬起来就着力哉!”
    酝酿建立农民协会。在沈定一等人的支持带动下,李成虎带领愤怒的农民,捣毁了在青黄不接之际哄抬米价的坎山“周和记米店”等,迫使粮商恢复了原价。接着,又通过同绍兴县知事的当面评理,争得了原被绍兴县官绅把持的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等等。这些斗争的胜利,使农民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进一步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萧绍运河沿岸一带很快涌现出了李成虎、陈晋生、汪四十、朱海云、单夏兰、沈阿秀等农民积极分子,在组织上为建立农民自己的团体—农民协会作了准备。当衙前农民听到湖南长沙农村有个大荒会是专吃大户的消息后,在沈定一的赞同下,秘密酝酿组织农民协会。李成虎是办农民协会最坚决的人,他自告奋勇地说:“头我来做,反正我老了,大不了一死!”还说:“有三先生撑接,只要大家心肝齐,怕什么!”在李成虎的积极带头串联并组织下,衙前首先建立起了农民协会。
    成立农民协会。1921年9月27日,衙前及附近一些村子的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隆重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议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和《章程》。《宣言》提出:“世界上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成立大会还民主选出了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瑞张等6位领导人。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表明了农运的组织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衙前农协的影响和带领下,各地都纷纷筹建自己村的农民协会,并派人前来索取“红绿告示”(即《宣言》和《章程》),索取告示的农民10月初达到了每天五六百人,至使有的河港阻塞。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间,萧绍地区先后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其中萧山36个,绍兴44个,上虞2个。在这基础上,11月24日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
    协会出面开展斗争。为对付地主上门迫租,萧山南沙二三十个村还联合发表了《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表明了誓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的决心。一次,地主因收不到租,联合起来,集中80余只收租船,结果被农民协会赶了回去。还有,各地农民协会还到萧山、绍兴县城“跪香请愿”,要当局体察民情,下令减租。
    最先发轫者。1926年12月1日《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指出:“1921年,萧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最近一二年中,睢宁、崇明、常熟、江阴、丹阳等处,都发生农民大规模的抗租抗税等运动;还有徐海一带,红枪会之勃起,更是农民武装自己,反抗土匪、军阀劣绅、土豪、贪官污吏的一种最有力量的组织。”可见,衙前农民运动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2.衙前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
    衙前农民运动与宣传鼓动的结合,反映出了农民运动领导人拿起了唤起农民起来斗争的武器,不仅得到了当时各地的声援,而且还留下了农民革命历史的记载。
    乡村讲演鼓动。为了迅速唤起更多的农民投入斗争,推动农民运动的展开,沈定一和农村小学的教员,先后在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进行演讲。沈定一在演讲时,头戴毡帽,身穿普通农民的衣服,操着当地方言土语,讲的道理又明白易懂,很受农民的欢迎,听演讲的人数从第一次的百十来人骤增至数千人,特别在航坞山北土地庙那次演讲,周围二三十个村的农民都赶来听讲。沈定一等人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希望农民尽快觉悟,不要等待观望,赶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8月19日,沈定一在坎山东蓍草庵一次题为“谁是你们底朋友”的演讲中,表明自己虽是资本家,但决不昧着良心说话,他向农民指出:“攒积金钱的资本家是你们的敌人,专卖气力的劳动者是你们底朋友”“世界是劳动者底世界”“你们应该拿回被夺的权利。”
    报刊登载呼唤。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劳动周刊》《责任》周刊、《中国青年》等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的文章。像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就有《谁是你们底朋友》《沈定一代农民问官吏》《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论萧山农民协会被军队摧残事》《绍萧阶级斗争第一幕》《对于萧山事件的感想》《绍萧抗租后之官话连篇》《好不害臊的小官僚》等。《新青年》上登载的有《农民自决》《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等。《责任》周刊上登载的有《家庭访问记》《农民和革命》《生活运动》等等。这些文章既唤起了民众,鼓舞了斗志,得到了各地的声援,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散发“红绿告示”。在1922年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李成虎小传》,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记述:衙前农民协会既成立,绍兴、萧山各处响应而起的80多村,纷纷向衙前农民协会索取章程,而衙前所印刷的几千份章程,早已散发完了,无以应别处的需要,每天总有几百人,聚到衙前来索取章程,而且要求见“三先生”的面。其时章程正在再版,玄庐又在出席浙议会,李成虎连日对他们说:“你们要章程,章程已经去印了,我们印好就分送给你们,你们要会见‘三先生’,以为这件事是‘三先生’的发起的,其实这件事正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并不是‘三先生’一人底事,你们只要一村村去团结,团结好了再说话,用不着发哄。”
    (四)衙前农民运动的文化影响
    1.衙前农民运动的教育工作
    衙前农民运动与教育的结合,反映出了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实践的足迹,不仅点燃了衙前农运的火种,而且还为后人确立了一种成功的方法。
    出资筹办教育。沈定一回到家乡后,首先从办教育入手,从自己祖宅“光绿第”腾出数十间房屋,筹办衙前农村小学校。他邀集原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教员刘大白和“一师风潮”中的著名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来衙前,下半年还有杨志华回到衙前,一面筹办学校,一面开展农民运动。他们通过访贫问苦和社会调查,动员穷人将子女送到小学校读书,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衙前农村小学校的建立。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校正式开学,发表《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免费招收66名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后到100名,分设5个班,还在夜晚、农闲、雨天开办成人班。《宣言》明确提出,将为穷人的儿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将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性质,摆脱和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学校不设校长,以校务会议的形式进行管理,学校注重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学校与学生家庭的联系,同时购买《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大批革命报刊放在附设的“龙泉阅书报社”内,供学生和农民阅览。
建校的影响和意义。衙前农村小学校的开办,在当时如寒夜中的明灯,带给了沉睡黑暗的中国农村一线光明,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衙前农村小学校实际上成为酝酿和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多次发表评论文章,希望“现在的中国有第二、第三--的农村小学校产生出来”。这是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促进农民运动的一次最早的实践,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2.衙前农民运动的文艺工作
    衙前农民运动与文艺的结合,反映出了衙前农运领导人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不仅能迅速地为农民百姓所接受,而且还鼓舞着后代人起来革命。
    书画。最有名的要数沈玄庐的儿媳梁定珍女士珍藏的一张革命先烈叶天底所画的水墨画《捉蟹图》。所画的是一只竹篓和一串用稻草捆缚起来的螃蟹。沈玄庐在画上题词:“钳断稻草根,来吃现成稻,成群结队由你们横行,把便宜事都占尽了。如今成串成串缚住你们的,就是你们钳断的那根稻草。你们吃饱了,养肥了,但是磕篓也编好了。酒也香了,汤也沸了,你们红了,他们的脸上也红了;他们饱了,你们那里去了。”隐喻地主横行乡里,剥削农民,必将自食恶果。
    诗歌民谣。中国新诗的倡导者之一刘大白,在衙前曾写了许多通俗易懂,能记易传的诗歌、民谣,倾诉农民的苦难,揭露地主的凶残。他在《新禽兽》中,以飞禽的叫声,形象地表达农民的哀怒之情。如《布谷》:“布谷!布谷!朝催夜促。春天不布,秋天不熟。布谷!布谷!朝求夜祝。春布一升,秋收一斛。布谷!布谷!朝忙夜碌。农夫忙碌,田主福禄,田主吃肉,农夫吃粥。”又如《渴杀苦》中写道:“渴杀苦,渴杀苦,渴杀稻田,苦杀农夫!回斗看田主,高堂大厦,闲坐等收租!”还有《挂挂红灯》《收成好》《田主来》等民谣,都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虫生活,鼓舞了农民的斗志。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了舆论界和文坛上的重视和好评,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的爆发。
    挽歌挽联。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为寄托对农民烈士的哀思,对革命斗争的怀念,刘大白还编写了《提起我的锄》《每夜不忘》等许多诗词,谱了曲,教给学生、农民歌唱。沈定一写了《李成虎小传》《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等诗文,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军阀专制的残忍。刘大白还写了《成虎不死》等挽诗,以悼念李成虎烈士。李成虎死后,农民在东岳庙内设立了“成虎堂”,四周挂着许多纪念他的挽联,其中沈定一写的挽联是:“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锹如见须眉。”
    石刻。在李成虎烈士的南墓道口,农民们为他竖起了一座高大的石坊,镌刻了两副对联。正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无第二支。”背面是:“吃苦在我,成功在人”。沈定一亲笔为李成虎、陈晋生墓书写碑文,其中陈晋生墓碑左侧的碑文是“为群众谋利益而牺牲者”。民国十一年(1922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商友谊会全体同人在凤凰山顶立“精神不死”碑,碑丈余高,石质,碑文写着  “李成虎因集同志组织农民协会,要求田主减租被捕,遂逝狱”。
    总之,从社会科学的视野来研究衙前农民运动,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来分析,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后起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1923年12月29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1期刊物上《论农民运动》一文中预见:“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像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衙前农民运动显示了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否定了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对中国农村、农民革命怀疑和否定观点,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走农民革命道路提供了实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胜利,从井冈山农民武装的建立,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从实行土地革命,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无不证明了走农民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衙前农民运动实际是“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的阶级斗争,其血的教训告诉人们,要实现沈定一在航坞山北土地庙《农民自决》的演讲中提出的“废止私有财产”,实行“土地公有”,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剥削阶级,最后夺取政权。而不是沈定一后来自己搞的乌托帮式的“东乡自治”。
  衙前农民运动,翻开了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开创性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被写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衙前农民运动所展现的“敢为人先”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向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更高目标迈进。

    二、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存在问题与原因

  在过去的岁月里,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作为杭州、萧山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照嘉兴南湖、湖南韶山等其它革命文物的开发利用,衙前农民协会史迹开发利用显得有点滞后。
  (一)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存在问题
  1.设施设备日显陈旧,文物受损严重
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主要景点东岳庙、李成虎故居、农村小学校等是2001年维修的,至今已有9个年头,需要作进一步的维修保养处理;而衙前老街的砖木类建筑的瓦面漏雨、桁条、瓦角腐朽、脱落,墙体断裂,有的出现大面积崩塌;虫害严重,木构件有的被白蚁蛀食,许多瓦角、桁条已成空壳,瓦面摇摇欲坠,危在旦夕。纪念馆则是1999年布展的,图片已经发黄,设备已经陈旧,陈列已经过时,已经到了更新布展的时候了。这些木结构房屋安全设施不完善,安全隐患日渐增多,许多木构建筑没有配备消防灭火设施,有配的已经过期难以发挥作用。
  2.文物保护意识淡薄,保护与开发出现矛盾
一些领导文物法律意识淡薄,只考虑凤凰山公园的开发,为了建庙而忽视文物保护,未经审批,擅自将“陈晋生墓”等迁移,没有遵循“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殊不知违反了《文物保护法》法,造成“陈晋生墓”文物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下降。
  3.没有进行系统和整体的规划,难以进行深度保护利用
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缺少系统和整体的规划,前些年对尚存的文物进行了简单的维修,而没有整体上来系统考虑景点、景观保护和建设开发。浙东运河两岸和凤凰山周边均是衙前农民运动的史迹,有些景点已经不存在,需要加以恢复重建,如成虎坊、“精神不死碑”、沈定一墓与被难处等,这些景点分别是当时人们为纪念革命先驱而留下的遗迹,对今天的人们来讲仍具有教育意义。恢复这些景点,一方面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促进革命文物史迹发挥更好的文化旅游作用,形成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共赢;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问题、系统问题和长久问题,需要化较大的力气去综合性地考虑,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和摸索,需要一个系统的长久的规划,在文物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取得共赢,实现相得益彰。
  4.宣传力度不够,人气不足
由于衙前农民运动史迹没有系统规划和整体开发,因此景点分散整体规模小,形不成景观气候,因此也不可能有大的宣传力度,而宣传不力也很难有社会影响力,更谈不上人气。
  (二)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滞后的原因
  1.认识上有顾虑
对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认识,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由于沈定一身份的特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后来加入国民党,脱变为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走向反共的一面,因此有些人怀疑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即使对性质作了认定,也仍会对农民运动心存顾虑,在宣传上采取低调方式。这种阴影一直影响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开发利用。同样的嘉兴党的“一大”史迹,虽然参加会议的成员后来出现了叛徒,但并不影响史迹的整体性质,也妥善地处理好了关系,并积极加以宣传和开发。应该学学嘉兴经验。
  2.思想上不够重视
上世纪80、90年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衙前农民运动还比较重视,修复文物,建立纪念馆等,但近几年几乎没有新的举措,这不仅是因为以上“认识上的顾虑”,还因为没有把这事放到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思想上不重视、投入上无经费、工作上无作为,致使原来已经有的设施设备等都陈旧破损,更不要说对外宣传,提升人气了。
  3.经济上投入较少
近年来,除了在凤凰上公园上有所投入外,对衙前农民运动旧址基本没有投入,即使有些经费支出也是区级财政安排的纪念馆2名人头经费。经费不投入,当然不会有新的发展,处于半停顿状态。
  4.组织上不落实
衙前农民运动旧址保护机构原主要由衙前镇、区文管会和党史办等组成,由于不重视已经多年没有调整,已有的人员大多已经调离原岗位,组织形同虚设。纪念馆有2名工作人员,虽然在位,但是兼着镇内很多工作,真正从事本职工作的时间很少。即使是政府管,也是请人微言轻的文化站管理,无法实施保护利用开发之要义。
  5.规划上缺系统
对于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保护利用,至今缺少整体规划,没有把这事作为萧山区、衙前镇重要的文物旅游资源加以保护利用,没有作为文化教育系统工程加以统筹安排,更没有作为观光休闲开发旅游资源的角度加以研究。重了经济,轻了文化。以至于领导重视了做些工作,领导不重视处于停顿状态。
  
  四、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开发利用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开发建设
  一是要转变观念。改变衙前农民协会旧址没有开发价值的思想,改变因沈定一走向反面而心存余悸的思想,改变开发利用小题大做的思想。二是要开发领导力量。要争取区委、人大、区府、政协的分管领导重视关注这项工作,激发区分管领导和镇乡领导对旧址开发的积极性。三是要调动相关行业投资史迹开发。主要可通过领导部门做工作、业务部门游说、当地政府协调等方式,调动相关行业投资史迹开发的积极性,促成开发意向,进而加以投资实施。
  (二)抓住机遇,建立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规划
  建议镇政府抓住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机遇,在“十一五”规划时加以统盘考虑,并结合实际制订出《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保护利用规划》,确定其保护范围和规划控制地带,保护利用的内容和建筑,保护利用的责任机构、单位和职责权利与义务,需要恢复的历史遗迹的项目,与凤凰山公园的对接,以及与规划相适应的投入概算和投资方式,游客参观旅游线路,景区道路、照明、卫生管理等等。把衙前农民运动史迹开发与集镇建设整体开发规划结合起来,实现年年有投入、年年有发展的逐步推进战略。
  (三)加强保护,恢复衙前农民运动相关历史遗迹
  目前衙前农民协会旧址保护情况良好,但管理不够完善,除纪念馆和农村小学校因经常有人参观管理较好外,其它的遗址遗迹基本处于无人管理,更无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衙前应在这方面加强管理,落实专人,并纳入考核机制。为使衙前农民协运动史迹更为完整,建议恢复沈定一墓和被难处,重建“精神不死碑”和成虎坊,并对老街及古桥等加以进行修缮,恢复其老街商业功能,促进古镇旅游的发展。在恢复和修建相关史迹时,应注意“修旧如旧”、恢复原貌,还文物的本来面目;若对原貌确实无从查考的,应根据文献记载尽可能地接近文物原貌。
  (四)申报国保,提高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知名度
  要继续积极争取申报国保单位,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要努力细化申报文本,对衙前农民运动史迹的概况、历史沿革、“四有”工作情况、价值评定及旧址测绘图表、幻灯、图片等都要认真仔细地加以分析研究、记录整理。不仅如此,还要积极争取萧山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文物局推荐衙前农协旧址申报国保单位,甚至于要当面与北京专家沟通,取得各级专家的认可。
  (五)设立机构,形成国家保护为主全社会参与的革命文物保护体制
  衙前农民运动史迹能否开发利用好,很大程度在于它是否设有保护开发利用的常设机构。现在已有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的建置机构,区财政安排2名工作人员的经费,工作经费由衙前镇承担。按照惯例可设立文物保护所,隶属于区物质文化保护委员会;但还必须设立能投资建设的机构,体制可灵活多样,只要政府给足政策,相信会有有识之士参与开发。
  (六)抓住特色,营造革命胜地环境风貌
  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位于衙前镇上,其交通十分便利。衙前镇西接萧山市区、东临绍兴中国轻纺城,北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距沪杭甬高速公路6公里,104国道、萧绍运河、萧甬线贯穿全镇,其交通优势十分明显。衙前农民运动史迹分布于运河两岸及凤凰山麓,尤其是凤凰山麓,历史底蕴丰厚,风景秀丽,实在是一处开发旅游的风水宝地。如果开发单位能抓住衙前农民运动史迹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化蕴藏,利用凤凰山自然风光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一定能获得丰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回报。目前,凤凰山公园已建成,若能将山顶的“精神不死”碑、山北的沈定一墓和山南的成虎坊重新修复起来,定能增添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景观内容。
  (七)加强宣传,吸引外地游客观光旅游
  衙前农民运动史迹之所以只有当地人来观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宣传,宣传不到位,人家不知道,怎么可能前来观瞻呢?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要大张旗鼓宣传。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宣传,也可以通过文物部门相互间的交流,更需要与旅游部门结合,把来西湖的、来绍兴的、来湘湖的、来东方文化园的、来世界休闲博览园的、来钱江观潮的旅客吸引到衙前来,使之享受到与上述景观完全不同的革命文物的历史风貌,从而达到开发利用之目的。

    参考文献
  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衙前农民运动》,1985年。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
  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衙前镇委员会、政协萧山市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集》,1998年。
  旭峰、淼水:《英雄梦——衙前农民运动纪实》,香港:亚太国际出版社,1999年。
  中共衙前镇人民政府编:《农运先声——纪念衙前农民运动82周年诗词集》,大连:大连出版社,2000年。
  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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